两代检察人 | 我叫黄幸，很有幸成为您的女儿

文 / 黄幸

毕业于 杭州师范大学

现在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工作

  不冤枉一个好人比不放过一个坏人更难

从依稀模糊记得的具有西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，到珠儿潭巷的法检楼，再到如今的新大楼，不经意间，我见证了拱墅检察的成长，见证了拱墅检察的发展。

或许，冥冥中就注定我与检察有缘，而毅然选择加入检察大家庭，是父亲让我对检察事业充满了憧憬，是父亲为我树立了榜样，是父亲，牵着我的手，指引着我走上了从检之路。

如今的我，也跟父亲一样，成为了一名检察干警，穿上了引以为傲的蓝色检服。

从检二十五年，父亲先后在公诉、反贪、侦监、办公室工作，办过的案子不计其数，但在家中，父亲从未向家人吹嘘过自己在工作中的成绩，而我对工作中的父亲，了解的也是甚少，现在我有机会了解工作中的父亲，了解父亲的检察之路。

1983年，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杭，进入了拱墅检察。当时的父亲，属于半路出家，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法律学习，对法律可说一窍不通，但这并不能成为阻碍父亲的成长。相反，父亲凭借着他对检察事业的热爱，对工作的执着，取得了法律大专的自考文凭。

八十年代初的检察院，办公条件与现在相比要艰苦、简陋得多，全院的交通工具是仅有的一辆边三轮，父亲和他的同事调查取证、提审犯罪嫌疑人只能骑自行车、坐公交或者步行。如果要到位于老东岳的杭州市看守所提审，需要辗转几辆公交车，每次都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。但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仍保质保量完成每一个案子的审查起诉。

对于办案，父亲有一种执着，敢于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，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，父亲告诫我们，作为一名检察干警，不能人云亦云，这不仅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同时也是对得起你所面对的当事人。

曾听父亲讲过他承办的一起爆炸案，涉及的犯罪嫌疑人众多，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案卷送到了父亲的手中。

在讯问时，父亲注意到他所辩解的爆炸案所使用的雷管，是让老乡从老家带到杭州用来炸鱼的这个细节，结合其它证据材料，父亲审查后认为，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并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，得出了不应当认定其为共犯而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结论。对于这个结论，各方意见不一。

当时正值高检刑事检察会议的召开，会议上谈到了共犯应如何认定的问题，明确提出无共同犯罪故意不宜认定为共犯。父亲的观点与高检院的解释不谋而合，最后该犯罪嫌疑人因无共同犯罪故意，作出无罪不诉决定。

黄幸和父亲

作为一名国家公诉人，父亲深知不冤枉一个好人比不放过一个坏人更难，从检二十五年，父亲用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坚守着自己内心的办案标杆。

当时，父亲承办了一个盗窃案，失主报案称自己遗失了一只价值一千四、五百元的玉手镯，案卷材料内只有失主的陈述而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佐证。父亲觉得若仅仅凭借失主的陈述，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。

父亲向公安机关再次核实，要求调取失主的玉镯进行价格鉴定。经过鉴定之后，所谓的玉镯只是一般的工艺品，仅值几十元，根据当时的盗窃犯罪数额，犯罪嫌疑人盗窃该玉镯并不能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经过讨论之后，院里对该犯罪嫌疑人作了无罪不诉决定。

工作中的父亲执着、专业、公正、为民。父亲执着的工作态度让我钦佩，父亲专业的法律知识让我折服，父亲公正的办理每一件案子的坚持让我敬佩，父亲在办案之余还不忘为当事人解决实际困难的那份用心让我惭愧。

作为一名年轻干警，父亲身上有太多需要我学习的地方，我明白，我要达到父亲的高度，需要走得路还很长。采访结束时，采访的同事羡慕地对我说，你真幸运，有这么一个在法律方面如此精通的父亲，是的，我很幸运，正如父亲对我的期望而给我取单名一个“幸”字，我有一个可以经常与我探讨法律问题，可以为我指点迷津，可以将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传授给我的父亲，我无疑是幸运的，也是幸福的。

编辑|赵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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